11月18日至19日，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。会议还没开幕，已经有几条消息值得细看：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报名企业中，美国企业数量最多。 今年前三季度，广东吸引来自APEC成员的投资约107亿美元。广东到底凭什么？从头捋一捋。 先看体量。按前几年的口径，把广东省GDP放进国家排名，大约能排到第十三名，当时超过澳大利亚，相当于两个沙特。除了一省抵一国，广深一座城还能抵江西一个省。 跟广东咬得很紧的江苏和山东，那几年和广东的差距也在慢慢扩大。时至今日，广东经济总量已经连续三十多年位居全国第一。这份家底主要攒在珠三角。 2019年，广州加深圳两座城市的GDP是50555亿元，占全省47%；珠三角9市GDP是8.68万亿元，占全省80.5%。 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全国1%的土地面积，集聚了约5%至6%的人口，创造了全国约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。 数字会过时，人的选择却很说明问题。粤港澳的经济活力，最鲜明地体现在名校毕业生的城市选择上。 曾有人统计清北复交毕业生的去向：清华北大毕业生最爱去的头两家企业是华为和腾讯，总部都在广东；复旦交大毕业生，除了留在长三角，去得最多的不是北京而是广东。 华中科技大学去广东的学生比留在湖北的还多；中山大学毕业生，四个人里有三个留在广东。年轻人用脚投票，比任何排行榜都诚实。 他们看重的不是口号，而是在这里能不能干成事。这片能干成事的土壤，最早是跟着香港起步的。 70年代后，香港通胀严重，地价飞升，劳工短缺，加上内地开始积极吸引港商投资，土地和人力都便宜，香港制造业陆续往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迁移。一开始，港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只用深圳的厂房和工人，设备、原料、技术都攥在自己手里。 到了八九十年代，眼看内地工厂蓬勃发展、大陆市场前景广阔，香港人开始把制造业连盆带土一起搬过来，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一并转了过来。香港本地则专心做好“前店”：设计、市场、财务、管理。 1985到1995年，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资制造业的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美元，生产线转移比例高达70%到90%。深圳把电子、机械、服装、玩具这些主要制造业部门尽数吸纳，奠定了制造业腾飞的基础。 开放的商业环境、浓厚的创业氛围，吸引着无数人前来下海。1987年，43岁的任正非带着家人在深圳住棚屋，集资2.1万元创立华为。 1995年，王传福借了250万元，注册成立比亚迪，领着20多人在旧车间里生产电池。深圳近乎无所不包的电子制造业，是他们舍命一搏的最大底气。华强北曾是全国电子产品最大的集散地。 这里流转着全世界能想象得到的电子产品和元器件，在美国要花三个月才能找齐的元器件，到了华强北可能只需要一天。随着智能手机和电商兴起，山寨机成了过眼云烟。 真正接棒的，是二十公里外的深南大道。按当时的统计，腾讯、华为、比亚迪、中兴、顺丰、大疆、迈瑞等28家上市公司坐落在这条大道上，所在的南山区一年贡献GDP超过5000亿元。 从华强北到深南大道，是深圳制造从低端迈向高端的一段路。深圳有一个很鲜明的创新特点：研发机构、研发人员、研发资金和专利成果高度集中在企业。企业不仅负责生产，也承担了大量研发和技术转化工作。 产业升级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这里？当原材料、元器件的供应拆得足够细碎，所谓创新，很多时候就是旧积木的新组合。大疆具备的，正是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。 大疆无人机机身多处用到碳纤维，这不算容易获得的材料，但在深圳却易如反掌，因为深圳早年给人加工钓鱼竿、网球拍、高尔夫球拍，都要用到碳纤维。很多部件，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。 汪滔说过：只要有想法，就有人给我画；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，只要想生产，就有人给生产，价格低，质量又好。大疆的创业之路，也代表了大湾区产业升级的一种模式。 汪滔当年从内地到港科大读书，李泽湘教授教他机器人课程。2006年，汪滔与两位同学在深圳创立了大疆。 2014年，李教授在东莞创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，孵化了超过50家机器人及智能硬件创业公司，孵化成功率近80%。香港培养科研人才，深圳总部负责创新研发，东莞负责制造，港深莞的产业分工就这样勾勒了出来。 我觉得，这正是很多外部预判失灵的原因：他们盯着单个城市的成本账，却没看见背后的一张网。 深圳自己也曾焦虑过。 2016年，华为产业布局外溢引起深圳社会关注。2018年，华为终端总部在东莞松山湖迎来首批员工搬迁。任正非随后明确表示，华为全球总部的领导核心仍然在深圳。 这件事可以类比当年的港深关系：深圳成了创新企业的前店、总部和高端制造基地，东莞和其他珠三角城市凭借产业集群和土地价格优势，逐渐成为后厂。 深圳真正需要警惕的，是中低端制造业迁出后留下的空缺，究竟是被地产和金融泡沫填上，还是被高新制造业填上。 这决定了深圳会成为下一个被掏空的香港，还是一个真正的研发创新中心。至少从1979